海外社群组织案例共学会第一期
《岛屿X：台湾学生移民、校园间谍与冷战行动主义》案例共学
Diaspora organizing Case Study Learning Series — Session 1: Taiwanese student activism from the 1960s–1980s, based on Island X: Taiwanese Student Migrants, Campus Spies, and Cold War Activism, exploring how Taiwan’s colonial history and global movements shaped their community organizing and political actions in the U.S.
在跨境镇压与本地政府冷漠甚至敌意的夹击下，年轻人依然选择站出来，在恐惧中建立联系、组织网络，推动社群政治化。这提醒我们——哪怕身处原子化的处境，我们也曾拒绝沉默，努力建构关系与组建社群。而在今日新的打压与不确定性中，希望我们同样能够从彼此的勇气与连结中汲取力量。
对于中国留学生和青年行动者而言，参与社运的高压环境与自身处境的不确定性常令人感到孤立无援。历史上，许多离散社群曾在艰难局势中坚持组织所在社群，推动当地与家乡的社会正义。我们其实并不孤单，也不是从零开始。
为了从这些经验中汲取灵感，CSA 推出为期三期的“海外社群组织案例共学”系列活动，聚焦海外社群如何在挑战中组织、抗争与推动改变。
📌第一期：台湾留学生与1960–80年代的社运组织，基于《Island X: Taiwanese Student Migrants, Campus Spies, and Cold War Activism》，探讨他们如何受台湾殖民历史和全球运动影响，在美国开展社群组织和政治行动。
以下为海外社群组织案例共学会第一期的部分总结回顾，与大家分享：
《岛屿X：台湾学生移民、校园间谍与冷战行动主义》以20世纪60至80年代台湾留学生的运动为线索，探讨台湾的殖民历史与全球社会运动如何共同塑造他们在美国的社群组织与政治行动。
这些在戒严时期成长、60至80年代赴美的台湾学生，与来自大陆的留学生有不少相似之处：大多数是工科研究生，因学费与录取条件所限，多数就读于中西部的州立或公立大学，少数精英背景的学生进入东西海岸的私立名校。在威权统治、言论审查与跨国镇压的背景下，他们一方面受美国民权与反战运动的激荡，另一方面也经历了对“自由与民主”神话的幻灭，由此逐步被政治化。
核心的组织者们多抱持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在台湾留学生群体中，对国民党统治的批评、对解除戒严与实现台湾民主自决的呼声，并非主流。因此，他们从搭建社群网络着手，率先在校园中成立台湾学生会（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TSA）或社区性的台湾协会。建立社团不仅需要多人连署，还常遭遇来自持“中华民国”认同的学生组织（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CSA）的压力。TSA的创立本身就是一种公开的身份表达，带有挑战性的政治意味。最初的活动以社交和文娱为主，如校内外的棒球赛。棒球在台湾保留自日本殖民时期，在异乡成为一种微妙的“台湾性”认同方式，与“中华民国/中国人”的身份有所区隔。因此，即便是这些表面上去政治化的活动，也蕴含政治性。
这种社交网络的层级结构，使组织者能够在安全与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并为网络的扩张与逐步政治化提供了空间。最外层是台湾学生会（TSA）或社区协会，主要依靠社交与文娱活动凝聚人群，建立归属感，并为后续的招募、理念传播与筹款动员奠定基础。中间层由社群网络中一小部分积极分子构成，他们在较小规模的聚会中开始讨论政治议题，交流台湾的消息。最内层的“核心小组”，则汇聚了反对戒严、支持台湾民主自决的活跃行动者。
在这一过程中，组织者们逐渐与成员之间建立起紧密的情感纽带与深厚信任。这种关系成为行动动员的关键基础——既支撑他们在美国本土发动低风险的公开游行抗议，也让他们能够承担跨境资助台湾境内运动者、传递敏感信息、运送政治出版物等高风险的小规模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后来成长为组织者的人，并非一开始就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往往因热心或可靠而被吸纳进社群网络，在不断参与与承担责任的过程中，逐步被政治化，形成更加明确的立场与身份认同。
在这一背景下，陈玉玺事件成为凸显跨国网络与社群动员的关键案例。陈玉玺在夏威夷大学就读期间，积极参与反越战运动，公开发表左翼观点，并与当地组织者及日本左翼青年建立联系。1966年，他获布朗大学奖学金，计划攻读博士，但因台湾当局拒绝延长护照被迫赴日等待。1968年，他在日本被遣返台湾，随即因言论获罪遭判刑七年。这一事件迅速引发日本侨界、美国与英国学者，以及夏威夷大学师生的广泛关注。夏威夷的反越战组织者与日本的左翼团体联动，形成了跨太平洋的倡议网络。在国际舆论与多方压力下，台湾当局最终于1971年提前释放陈玉玺，他实际服刑三年八个月。
当“释放陈”运动在夏威夷兴起时，台湾留学生与侨民之前建立的跨国社交网络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网络不仅提供了资源与动员渠道，也让组织者能够迅速明确目标、锁定施压对象并制定行动策略。夏威夷的行动者在此前的社群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进一步帮助他们确立了清晰的倡议方向。
判决之后，夏威夷的在地组织者们将个案援助拓展为更广泛的诉求，聚焦学术自由与校园间谍问题。彼时，就读于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国际学生大多来自亚太国家，其中不少国家（如韩国、伊朗）同样对本国的海外留学生进行跨国监控与镇压。于是，不同国家的留学生纷纷加入“释放陈”运动，把诉求从个案提升至制度层面，要求校方与政府保障学术与言论自由，防止外国政府对在美留学生的干预。
这一点也能与当下的校园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相呼应。不同学生群体——尤其是国际生或无证学生——所面临的风险与压力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在运动中愿意承担的“可见度”与公开程度也有所差异。但正如“释放陈”运动所展现的，运动中往往存在多样化的角色与位置，使不同背景的参与者都能找到介入的方式，共同推动集体行动。
这种跨国、左翼与多元社群的联结，再加上夏威夷活跃的亚裔美国人、亚洲人及国际学生社群，共同促成了陈玉玺在夏威夷获得主流支持的特殊局面。这种情况并未在其他同样遭国民党迫害的台湾留学生身上出现，因而使“陈玉玺事件”成为台湾海外行动史上的独特案例。
随着时间推移，台湾留学生逐渐织出遍布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和南美的跨国网络。他们不仅在侨民社区内部创办并传播政治刊物，也进入主流公共空间，组织大规模抗议与行动。当年参与“释放陈”的夏威夷组织者们，后来有人继续投身夏威夷独立运动，也有其他国留学生回到各自祖国参与社会运动。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在跨境镇压与本地政府冷漠甚至敌意的夹击下，年轻人依然选择站出来，在恐惧中建立联系、组织网络，推动社群政治化。这提醒我们——哪怕身处原子化的处境，我们也曾拒绝沉默，努力建构关系与组建社群。而在今日新的打压与不确定性中，希望我们同样能够从彼此的勇气与连结中汲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