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援巴勒斯坦的行动者们分享：
为什么身体力行的行动是重要的？
Diaspora Activists and Chinese Students for Palestine: Why Bodily Action Is Important?
在规模更大、持续性更久的社会运动中，不仅参与模式多元多样，而且有针对不同责任方的倡导和抗议方式。
对于很多中国留学生和海外青年来说，10月7号哈马斯的袭击是大家第一次开始关注“巴以冲突”。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种族清洗式战争、西方主流媒体的不公正报道方式、各国政府的对声援巴勒斯坦的审查、工作机构的噤声都使得海外青年和留学生不断被政治化和参与到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中。除了浏览新闻，自我教育，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缺乏参与社会运动的土壤和经验，中国（留）学生和海外青年较为熟悉的参与方式是线上发声或是上街游行。在规模更大、持续性更久的社会运动中，不仅参与模式多元多样，而且有针对不同责任方的倡导和抗议。
因此，1月28号，CSA组织了一次线上分享会，邀请到了几位活跃有有着不同经历的行动者们来分享ta们在参与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的感受。 校园组织、街头抗议、公民不服从和BDS（抵制、撤资、制裁）运动等等，这些拿着F1学生签证、刚迈入美国职场、或作为艺术从业者的ta们，为什么选择参与到身体力行的行动中？ta们在积极参与声援、动员自身社群和组织跨社群连结等经历中，有哪些观察和反思？为什么身体力行的行动是重要的？怎么评估不同行动的具体风险？
以下来自这期分享会的部分内容整理。
校园学生运动 参与者
之前参加的社会议题倡导都是比较短暂。这次更加持续和深入地参与到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里面，让我感觉到这整个社会运动的过程也是一个长久的、本身也是个能力建设的过程。感受到运动里去要攻克的方向有那么多。基本上在去年十月份之后，每周一晚上，由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 (SJP) 主要领导的学生组织们就会在学生活动中心开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的会议。基本上有四十人以上的参与者一起来商讨。我们会一起讨论战争近况，有什么进展和需要介入/回应的问题，近期全球范围内的倡导成功案例和挑战，计划具体的行动。
我们尝试和做过不同款的行动。比如很多学校都有做过的“die in” 抗议，我们也有做过艺术装置，比如俯视图呈现是巴勒斯坦的国旗，然后每一面旗子上有写着战争中逝去的巴勒斯坦的孩子。
我们小组在做了一些调查后，发现我们学校和军工业的联系很紧密。有些理工科专业里的实验室的资金来源是国防部和军火公司。我们会去调研哪些实验室有这些资金，接触他们的学生，和他们沟通，尝试介入。然后我们发现，本科生、工程学生也有好些被招募去提供给以色列武器的军火公司实习。于是我们就在这些实习招聘会上发传单，去打断活动，也有在现场喊口号（chant）。我们的扰乱成功使得一个学生招聘社团终止和军火公司的合作。未来我们的目标是从本科生、研究生等多方面向学校施压，扰乱甚至终止大学和军火公司的紧密合作。
线下集会/游行 参与和组织者
我是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去反思自己的角色和自己可以做什么，去开放自己不断去被政治化。因为自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发展，可以从屏幕前直接看到来自加沙地区的记者一线的报道，看到加沙居民的家、教堂/清真寺，医院被炸的的画面。而且记者的直接和人性化报道更是拉近了我们和加沙地区人之间的距离。作为一个现在拿着stem opt（工科毕业学生工作签证）在旧金山科技领域从业者，我也开始去了解和反思我们这个行业在以色列的种族清理中的共谋角色。谷歌和以色列政府有在开发监控科技领域的合同合作，我也去参与了在谷歌公司门口的“die-in” 抗议，要求谷歌终止为以色列军队的Nimbus Project 提供云端服务。当加州参议院Nancy Pelosi（佩洛西）在连续3个月完全无视选民的电话和邮件后，湾区当地的小组和机构们选择了更加直接的直接行动模式——去她家门口敲锣打鼓和喊“你别忘了你的选民要求停火/you forgot to answer your constituents calls for a ceasefire”。 同时有两位组织者去按了她的门铃试图与她谈话，有些参与者有在路边画巨大的壁画来呼吁停火。这样的直接行动是持续必要的，我们要让政客知道有这么一百多个人愿意组织起来在新年的第一天凌晨5点聚在政客家门口不让他们的生活继续舒服，因为他们没有在做他们的工作，没有在听取选民的声音。这个行动让我太震撼了，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这是合法的。只要我在公共马路边上抗议，这个就是法律许可的，我对抗议权利又有了更多的了解。
湾区当地的AROC机构(Arab Organizing Resource Center)在1月13日在奥克兰组织了封锁码头行动，超过3000位社区群众从凌晨5点开始聚集在了进港口的入口，特别是下午2点的又一次扰乱让200+个工作被取消，导致港口收入损失约1200万美元。在整个过程当中，群众自发的用车和自行车挡住了入口确保没有工人能进港口，其他的群众则自带了互助用品如暖宝宝，食物，热饮等来满足大家在一天会有的需求。几千人大家一起拿着牌子要求停火，有时跟着音摇摆，有时跟着喇叭一起喊口号。我感受了AROC这样组织的成熟性，同时也感受到了群众的暖心存在。In the end, I felt like my justice-loving people kept me safe and sane and I do so for my community as well.
除了参与当地机构组织的集体行动，我也自发地去做了一些可以自己行动起来的事儿。比如，我在马路边上举着牌子对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唱声援巴勒斯坦的歌。
在参与过多种多样款的线下游行、抗议、公民不合作的集体行动后，当我可以去评估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的时候，我拥有了更多的能动性，也感受到了更多的自我赋能。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我发现行动的空间远比想象的大。
声援巴勒斯坦行动网络和中文BDS内容
在加沙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受到巴勒斯坦组织者的号召和启发去做BDS（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抵制、撤资、制裁），但我们发现几乎没有简体中文的BDS内容可以供大家学习和参考。所以我们在Instagram和推特上翻译和发布BDS信息，总结每周的抵制行动，巴勒斯坦公民社会发起的全球性运动。同时不止于消费抵制，我们也想要引导社群中的留学生和青年思考如何关注共犯/共谋关系。
与此同时，作为穆斯林国家在外交上支持巴勒斯坦，我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朋友那里看到对巴勒斯坦的声援是贯彻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比如，在2023年4月的开斋日，以色列入侵阿克萨清真寺，导致冲突爆发。这次袭击传到我在东南亚的朋友后，大家感到痛心。在街上，可以不经意地看到很多巴勒斯坦国旗、涂鸦、贴纸，人们常常也为巴勒斯坦祈祷，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像纽约和伦敦那样持续性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和游行反而不多。 有年轻人会反思，这种以穆斯林为主导的巴勒斯坦声援可能会疏远非穆斯林团体，让后者觉得这是一个宗教问题而非定居殖民主义的问题，进而认为巴勒斯坦的苦难与自己无关。
我作为局外人，也会反过来想这种基于宗教共同体带来的团结的特殊性。也许正是在精神和信仰里与素未谋面的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建立了纽带，让巴勒斯坦不是别处，而是内在于自我的，是我和神对话时不会忽略、不会遗忘的。这和理性上认为，我要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因为我反对定居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不太一样，虽然我们看到两者也有很多的互动和合力。这让我也开始更加广泛去关注全球南方地区（global south）里的行动，去探索在西方语境之外的行动的动力和方式。
所以在我们的一周回顾里，不只于关注欧美的民间抗议者的行动，我们也尝试去放大南方国家的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和形式，鼓励读者参与行动（虽然语言的局限也决定了我们能了解到多少）
在线上做这些行动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盟友，扩大了以前的圈子，无论族裔如何、身在何方，我们都能因为对共同议题的支持而聚在一起。我们素未谋面但可以一起努力，这种bonding让我觉得很感动。
女权学论在多伦多（Chinese Feminism Toronto)
在10月6号后，我在多伦多的许多朋友都公开表明对巴勒斯坦解放的支持，多伦多唐人街之友 （Friends of Chinatown）也率先发表了一份英文声明，我就趁这个机会去更多学习和了解正在发生情况。后来也有一些英文的亚裔组织发表了声明，但是我发现的是，当时多伦多没有一个所谓自称关乎社会正义的NGO发表了声明，这些公益组织——无论声称自己关注人权、社会正义、种族平等或是酷儿权益——都没有发声，大部分迄今为止都没有，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受支持以色列的资方限制。也有些机构是由政府资金资助的，而加拿大政府也是一个支持以色列复国主义（又称锡安运动，zionism）的政府。
第二点是当时10月中旬除“心声计划”外就少有其他中文资源，我的简中朋友圈里也很少有对此的讨论。另一个触发点是北美许多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是以tankie的角度——就是很简单粗暴地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西方霸权的角度出发，把中国看作巴勒斯坦的模范盟友。我觉得这样二元对立的看法是非常有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想写一份中英文的声明，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想去指出二元对立视角下浪漫化看待中国是“模范同盟”的这种误解。 所以我就开始起草了一篇中英文声明，找了很多朋友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帮我检查和修改，这是团队的努力。接着我们就发布在Instagram上，这应该是第一篇用中文写的声明，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中文读者看到，也希望有更多组织能加入倡导的行动，后来确实也看到了不少简中和繁中的声明。
我们的社群成员主要是学者和女权主义者，因此我会更加注意所选的内容是关乎受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了不少巴勒斯坦女性诗人和作家的诗文，以及为加沙的爱德华·萨义德图书馆募捐的内容，以及关于pinkwashing（粉红清洗）的教育帖子，希望能让更多社群成员了解巴勒斯坦人的遭遇和抗争。
Writers Against War on Gaza (WAWOG) 组织者
WAWOG 专门小组是在2023年10月7号后开始组织和活跃的。我们一开始也是发了公开信。目前有近100名在加沙报道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因为战争死去，死亡人数是历史上战争报道中最高的。在国际上，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因为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声援而面临严重的骚扰、工作场所报复和失业，无论是通过陈述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的事实，还是放大加沙当地的声音。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纽约市是生产和传播犹太复国主义文化内容的中心，比如纽约时报等媒体在生产和传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因此，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议题表态和组织我们的社群来地抵制文化领域中的犹太复国主义。
在2023年，为了表彰在冲突地区报道的记者，由纽约时报和《保护记者协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主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也没有在加沙地区报道的记者被提名或表彰，参与的主流媒体，例如纽约时报，其自身对加沙地区的报道存在明显的误导性和偏见的问题。WAWOG受到Act Up的启发，发起了一场抗议行动，然后去了干扰了那次庆祝活动。
我们制作和打印了New York （war）Crimes 的报纸。在海报上印上了牺牲者的名字，指出媒体行业的共谋和提出了我们的诉求。我们带着这些声援巴勒斯坦的特殊版报纸，和大横幅后去了纽约时报的办公大楼做了好几场抗议。我们印发的版本里《纽约罪行》的版本，旨在通过对比报道和地面实际情况之间的鲜明对比，直接地去呈现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叙述，引起人们对报道冲突时的偏见以及对加沙地区正在活跃报道的巴勒斯坦记者的漠视的关注。我们想强调媒体行业犯下的“战争罪行（war crime）。
仅靠言语无法阻止对巴勒斯坦家园和生命的破坏。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文字和图像在加沙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些宣传所带来的支持。我们无法通过书写争取到一个自由的巴勒斯坦的存在，但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在我们的领域去做我们可以做的，去指出和拒绝西方在种族清洗中共谋的叙述。
讨论部分节选
“一开始去参加线下抗议，我会比较担心有肢体冲突。并且也有对自己作为国际生身份上担心。但是参加过后，发现也没那么可怕。机缘巧合在一次活动里，我承担了活动维护安全/秩序（peacekeeper/de-esculator）的角色。我学习到了这个角色并不是要去说服对方，去正面对冲，或者去升级冲突。主要的目的是去干扰，转移对方的注意力，达到冲突降级。我发现这个角色挺适合我的，我就是去和对方聊天，会用比较温柔方式化解敌意。”
“It’s okay to be frustrated and exhausted。大家可以真诚透明地来讨论各自具体的沮丧和担忧，然后我们可以积极调整介入方式。”
“我希望加入这场行动是因为我想给自己找到答案，一直以来我可能会有很多疑问，我作为中国汉人、定居者、中产受教育的人，我该如何认识自己在反压迫行动中的位置，我的角色是什么。我知道被压迫者没有义务、也不可能替我回答这个问题，答案要在我自己的行动中找。我希望通过我的行动去结识和集合更多和我志趣相投的人，希望我们能在共同行动中找到答案，我们能在反压迫的抗争中找到属于我们的位置。”
至于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比较直接的，在我们发布了声明之后在社群内部产生了反对意见，在我们解释了之后ta觉得无法接受我们的立场就自行离开了。这其实对我产生很大的冲击，这是很直接的让我感觉到，女权社群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的安全空间，也不是一个回声室。哪怕是和我们族裔相同或者背景相同的人，哪怕是都叫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的人，我们的立场都是不一样甚至是冲突的。这其实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女权主义本身就有很多流派。在这之后我更加明确了我们社群的面向是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支持团结原住民以及其他被边缘化人群的女权主义者。但我也知道我自己的政治立场不代表我社群成员的立场，接下来我们要怎么组织社群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二个挑战应该是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我觉得这哪怕不是行动者都会感受到的，看到被轰炸的新闻是很难受的，我刚开始的时候经常每天都在哭。我其实也没法说自己有很多方法面对这些，但我觉得通过线下行动，和朋友们一起去游行、去参加teach-in，和更多同盟在一起，会让我感到有力量和温暖，知道还是有希望的，希望来自于人们。
“We all have a place in the movement💗 ”